“异性”

“那真是个风云年代，能活在那样的时代真的很值得。”玛丽安·杰隆科这样说道。

1963年的春天，玛丽安24岁。她有着一头金发，容貌娇美，头脑敏捷，还洋溢出电视和广播广告最中意的青春活力，难怪人们都说她看起来就像个电影明星。而且她确实还很聪明。玛丽安在一场面试中脱颖而出，成了西联电报的电传电报打字员，每天将简短的、全大写字母的公文和消息通过一个隆隆作响，看起来又像打字机，又像传真机雏形的控制台发送出去。过去的那个冬天，经她手的很多条消息中都有肯尼迪、赫鲁晓夫或者危机这样的字眼。1962年10月，苏联将核武器运送到了古巴，而肯尼迪总统通过实行海上封锁对赫鲁晓夫进行了反击。有两个星期之久，全世界都战战兢兢地等待着落入赫鲁晓夫所说的“全球性核战争的深渊”。八个月之前，美国人仰望天空，希望能一睹宇航员约翰·格伦所搭乘的水星探测飞船友谊七号。如今他们如惊弓之鸟，每一颗流星或每一架经过的飞机都可能终结人类。玛丽安说：“当时我们认定世界随时可能被炸成碎片，今天的人们一定觉得是我们反应过度了吧。但这些人并没有经历过那一切，不是吗？”

那个年代的曼哈顿下城阴沉晦暗、弥漫着海水味道，和今天光彩熠熠的闹市很不一样。当时的华盛顿市场就在今天的特里贝卡，老辈们兜售着蔬果、猪肉和山鹑，并沿用最传统的英制报价进行交易，1先令等于12.5美分。再往南走，在布鲁克林大桥下，是海鸥成群的富尔顿鱼市。生意好的时候这里一天可以卖出500吨各种水产——那是超过45万公斤海湾虾、缅因龙虾、阿拉斯加帝王蟹、新斯科舍的鲟鱼和鳕鱼——每天在这个市场里进进出出的有20种不同的贝类水产、35种淡水鱼和超过130种海鱼。每天晚上市场关门之后，无数的海鸥、老鼠、鸽子和流浪猫狗在这里争抢鱼贩子们丢弃的鱼皮、鱼头和鱼内脏。

距离鱼市20个街区的地方，24岁的玛丽安朝着设在赫德森大街一幢砖头房子里的西联总部走去，一路上经过很多地下室和地铁站，入口处都有黑黄两色的标牌：防核尘避难所。一天又一天，世界并没有毁灭，她也更加安心一些。古巴导弹危机过后，能在顷刻间灭绝人类的热核武器让位给了“冷战”，这是一个虽持久，但程度远不如前的威胁，给人的感觉就和天气预报一样稀松平常：局部地区多云，出现原子弹袭击概率较小。

生活的节奏在加快。你问有什么发展？1963年的时候，就连小孩子都知道氢弹是利用原子同位素制成的，纽约爱迪生联合电气公司还打算在皇后区的正中间建一座百万千瓦级别的核能发电厂。为了翻新麦迪逊广场花园，市政府不惜拆掉宾夕法尼亚车站。最新型的电视机甚至能播放彩色节目！文化圈更是多姿多彩。乔治·C.斯科特在制片人约瑟夫·帕普一手创办的“公园里的莎士比亚”户外表演中扮演威尼斯商人夏洛克，泽罗·莫斯苔主演的《春光满古城》让百老汇的观众笑翻了天，出身布鲁克林、年仅20岁的芭芭拉·史翠珊刚刚在百老汇音乐剧《华裳霓影》中首度亮相，就又发表了第一张流行唱片。安迪·沃霍尔使用丝网印刷的金宝汤罐头广告问世，同时他位于四十七街、前身是爱迪生联合电气公司供气站的工作室“工厂”也整修完毕，成为名人聚集地。出没那里的有田纳西·威廉斯、诺曼·梅勒、丽兹·泰勒和玛丽莲·梦露，“工厂”的“超级明星”（安迪本人创造了这个称呼）“紫外线”⁽¹⁾和泰勒·米德接连出演了《手淫》《口交》等电影，以及一部起名为《泰勒·米德之臀》的长篇作品。两个街区外，五十九街上新开业的花花公子俱乐部里，葛罗莉亚·斯坦能⁽²⁾戴上绸缎质地的兔耳朵，装扮成“兔女郎”的样子筹划为她供稿的杂志撰写一篇叫作“我是花花公子兔女郎”的揭露报道，为此不得不忍受着漫漫长夜中别人时不时对她屁股后面的兔尾巴动手动脚。

花花公子俱乐部往南50个街区，玛丽安眼前是一片不一样的风景。她回忆道：“格林尼治村是唯一一个让我有了归属感的地方。”自从玛丽安某天在新罕布什尔州梅里马克的一家书店中无意翻开了一本平装小说之后，这个美国波希米亚的中心就对她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当时的玛丽安只有15岁，那本书是《盐的代价》⁽³⁾，帕特里夏·海史密斯所写的一部女同性恋爱情小说，印在书上的是她的笔名“克莱尔·摩根”。《盐的代价》让玛丽安知道了还有和她一样的人：喜欢女生的女生。她继续读了更多讲述女生之间罗曼司的通俗小书。《女营房》《第三性》，还有《没有亚当的夏娃》。那个年代的通俗小说作者们为了躲避政府的审查，都会给书中的女同性恋主人公一个严厉的教训，她们或者变得“正常”了，或者疯了，或者干脆死了。这些小说都有自己忠实的拥趸——虽然最终总得“付出代价”，但此前的原罪足以让读者们兴奋和战栗。15岁的时候，玛丽安就知道自己不会甘心做个家庭主妇。“在人群中的我显得格格不入，至少在新罕布什尔是这样子。”通俗小说让她得以瞥见一个所在，按她最喜欢的通俗小说作家安·班农所描述的，那里是“翡翠之城、奇迹之地、歌舞之乡，在这里，同性的爱人们可以手拉手走在蜿蜒的街道上”。班农小说中能干的女主人公比伯·布林克尔这样告诉一个新来的人：“这就是我们的村子，亲爱的。一出戏连着一出戏，一出比一出更加疯狂，周而复始，永无止境。在这里，玛丽爱简，简爱乔安，乔安爱琼，琼爱比伯……无休无止。”

16岁的时候，玛丽安离开新罕布什尔去了格林尼治村，“我的离去让我的母亲很是高兴”。她找了份当文秘的活，而且从一开始就爱上了纽约。曼哈顿的街区充满活力：交通和交警，行人和游行，甚至偶尔有马戏团路过也没人关注。即使有20头马戏团大象在第六大道上踟蹰而行，也几乎没有哪个纽约客会停下来多看两眼——这时候你就知道，你已身在纽约。这真是一道风景：一些游客对着大象目不转睛、指指点点，而其他的路人依旧行色匆匆。唯一好像注意到第六大道上这一奇景的本地人恐怕就是那些对着大象猛按喇叭的出租车司机了。

纽约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办公楼和公寓大楼占据了，但笼罩在薄雾之中、闪耀着点点霓虹的格林尼治村是个例外。这份不同归因于曼哈顿岛的地理环境。据说在曼哈顿岛的中部和下城，古老的基岩几乎和路面齐平。这种闪闪发光的、被叫作曼哈顿片岩的云母片岩非常坚固，能够承载得了摩天大楼，不少甚至已经破土而出，几乎在全城各处都能看得到。小孩子们在中央公园里费力地爬上爬下的黑色石头就是这种基岩。但据说从市中心到坚尼街一带却找不到这样的片岩，基岩埋在地下更深的地方。基岩之上、地表之下，是纽约人民几百年来一层一层抛在这里的煤灰煤渣、残羹剩菜、牡蛎壳和蛤蜊壳、陶器砖块和玻璃、鱼骨头和死猫死狗死耗子、马的骨架、没用的木片瓦块、破鞋烂报纸，还有无数种属于曼哈顿的生活垃圾。这种垃圾填埋场当然没法建高楼。这片由城市的既往生活堆积起来的土地踏上去咯吱作响，就连格林尼治村那些低矮的砖头房子也未必支撑得住——当时人们就是这样想的。直到半个世纪后，一位罗格斯大学的教授取了地心样本，才证明了所谓的“曼哈顿基岩之谜”不过是个都市传说，听起来像模像样，也让人牢记许久，却并不真实。坚固的岩层好好地躺在坚尼街和市中心街区的地下。最有可能让这片地区变成曼哈顿天际线上一个缺口的还是经济原因：建筑商不认为格林尼治村及其周边地区需要办公楼。毕竟这里曾经是肮脏暴力的“五角地”贫民窟，后来成了苏豪区的工厂聚集地，再后来，那些披头士、民谣歌手和“性取向偏离常规”的人使格林尼治村成了一个在玛丽安看来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有和我一样的女生、有喜欢我的女生”的地方。

从法律角度看，她们都是罪犯。直到1963年，除了伊利诺伊州，其他各州仍旧有鸡奸法，同性恋是非法行为。即使在伊利诺伊州，同性恋男女仍旧冒着被以行为不当或者公开淫乱的罪名逮捕的风险维护着恋爱权利。旧金山警察热衷搜查卡斯特罗大街上的同性恋酒吧。纽约的扫黄队简直把突击搜查麦克杜格尔大街上那些例如“摇摆约会”这样聚集了很多女孩子的俱乐部变成了习惯。警察们把这样的地方叫作女生酒吧，或者女同酒吧。有时还有更难听的说法。在玛丽安看来，“那其实并不是同性恋酒吧，因为我们并非出柜的‘女同性恋’。假如你喜欢女生，那么你是女同性恋。如果你真的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你绝对不会自豪地到处宣扬，你会很小心。因为假如被某些人知道了，你可能会挨打”。

“摇摆约会”是坐落在麦克杜格尔大街117号的一家地下俱乐部。这里的木质吧台很长，上面刻着的各种名字缩写，比小学里那些饱经风霜的课桌还多。唱片机接上了扩音器，彩色的轻纱包裹住头顶的灯泡，各种体型的女性相拥在舞池。来这里跳舞的人身上飘出娇兰的“一千零一夜”、朗雯的“光韵”、考迪的“吸引”这些高级法国香水的气息。她们随着琵雅芙、朱迪·嘉兰以及史翠珊的《泪流成河》跳着慢波舞。甚至有时候音乐已经切换，其他人都开始扭动或者转圈的时候，她们仍旧是那么轻轻地、慢慢地。这天晚上，玛丽安穿过香气缭绕的人群朝吧台走去，一个从没见过的女孩子恰巧经过她的身边。她是个有着深褐色头发的迷人女孩，穿着锥形裤、松垮的衬衫，头发蓬松。她问玛丽安：“我们以前见过吗？”

要说搭讪，这可算不上什么好台词。玛丽安说：“我想没有吧。”

基蒂·吉诺维斯笑了，“我觉得我好像认识你。我叫基蒂。”

她们一起跳了舞，漂亮的金发姑娘和她的新搭档一起吸引了不少艳羡的目光。玛丽安回忆道：“基蒂舞跳得好。人们都关注她。”一曲舞毕，她们站在吧台聊天，玛丽安小口地喝着瓶装的滚石啤酒，基蒂要了鸡尾酒。其他的姑娘注视着基蒂，而基蒂眼里只有玛丽安，直到后来基蒂融入了人群中。玛丽安说：“她大概去了卫生间什么的，我就再也看不见她了。”玛丽安这才意识到自己并不知道基蒂姓什么。也没有问她要过电话号码。她有没有告诉过基蒂自己的名字？或者有没有告诉她自己住在哪儿？玛丽安不太确定：“那时候我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玛丽安往上城方向搭跨区地铁线，到七十二街和百老汇大道的路口下车。她在七十四街的一幢寄宿公寓里租了一间房，每周付出20美金，得到的是一张床、一个衣柜和一扇望出去只有一堵砖墙的窗户。没有电话，不包膳食，不能养宠物。三天三夜过去了，没有基蒂的消息。然后，圣帕特里克节到了。

1963年3月17日：战斗番号69的纽约步兵团和它的爱尔兰猎犬队走在最前面，身后是一排一排身穿苏格兰短裙的风笛手，警察和消防员部门的行军乐队随后，然后是载着包括市长罗伯特·瓦格纳在内的诸位要人的敞篷车，整个队伍行驶过了圣帕特里克大教堂门前。游行的音乐向着西北方向一直传到了玛丽安租住的寄宿公寓，她刚下班回到家，发现门上贴着张纸条。

我7点给你打电话。街对面的公用电话。

玛丽安说：“当时我就知道，是她。”

七十四街和百老汇大道交会处的西北角有一个公用电话亭，就在安索尼亚大酒店的后面。玛丽安有个有钱的姨妈，就曾经住在宏伟壮观、墙壁上装饰着怪兽滴水口的安索尼亚大酒店里。在玛丽安搬进对面寒酸的住宿公寓之后，这个姨妈曾经请她过去喝过一次茶——就一次。安索尼亚大酒店，就和玛丽安的姨妈一样，已经不复其“咆哮的20年代”时的盛景。35年前，酒店大堂的喷水池里真的有海豹在戏水，男高音恩里科·卡鲁索在他楼上的套间里练习发声。同为住户的歌剧爱好者、全垒打王贝比·鲁斯则专挑伟大的卡鲁索吊嗓子的时候把棒球滚下楼去。安索尼亚大酒店还有一个屋顶农场，为住户和访客们提供新鲜鸡蛋。贝比·鲁斯开着斯图兹的敞篷跑车朝过路行人猛按喇叭——他有时候干脆在人行道上开车，然后为那些拦下他的警察签名留念。据说有一次，塔卢拉·班克黑德走出安索尼亚大酒店，微微敞开自己的毛皮大衣——里面什么也没穿，而她就凭这个动作招到一辆出租车。1963年，玛丽安对交通的影响看来截然相反，满街的道奇、福特、大众甚至笨重的黄色出租车无一减速，她好不容易才穿过百老汇大道，来到一个已经响起的付费电话边上。

“你好？”

“是我，”电话中传来了基蒂的呼吸声，“我们在哪儿见？”

“‘七级台阶’，你知道那个地方吗？”玛丽安问道。

“我会找到那儿的。”

“七级台阶”是一个地下酒吧，欢迎任何性别的同性恋者。它“暗地里很出名”，一个当年的顾客在很多年之后曾回忆道：“埃罗尔·弗林时不时会来。他喜欢嗑药，随身总会带点儿什么。奥黛丽·赫本来过。肯尼迪夫妇也来过，当时肯尼迪还只是马萨诸塞州的议员。”那个晚上，玛丽安走进“七级台阶”，朝酒保米奇点点头。米奇是个女人，大约30岁，有1米8那么高。她够强悍，敢跟扫黄队的警察叫板，敢把偶尔走进来色眯眯地到处看的游客赶出去，还曾经打跑了一个在她关店的时候冲进来抢劫的歹徒。大约一年之后，米奇就死了，躺在一个楼梯井里，身上盖着件沾了血的大衣。但在那个晚上，米奇穿着西服，打着黑色领带，看起来很精神。她做酒保时穿的这套衣服其实也属犯罪：穿异性的服装是违法的。她轻巧地推给玛丽安一瓶滚石——绿色瓶子的，呼应圣帕特里克节。“你好呀。”

“你有没有看见……？”

米奇知道她的意思。“还没来。”

玛丽安小口喝着啤酒，眼睛看着大门。她喝完了第一瓶，又要了一瓶。终于，基蒂走了进来。她在周围大多比她高出半个头的跳舞人群中穿行，好像完全没有发现玛丽安，直到与玛丽安近得触手可及，然后直直看向她。

50年过去了，玛丽安仍旧将这视为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有时候当你遇见那个对的人，你会知道的。”

“嗨。”基蒂打了声招呼，听起来好像递出了一个邀请。

她们又分别要了饮料，寒暄起来。因为音乐太响，她们俩凑得很近。玛丽安说：“基蒂是意大利裔的美国人，我的祖先来自波兰。她信天主教，我是不可知论者。她是那么地……魅力四射，而我就比较文静。性格上说，我们是‘异性’相吸，对吧？”

她们直到午夜以后才回去，寄宿公寓一片漆黑。爱管闲事的房东太太已经上床睡觉了。玛丽安带基蒂去了她的房间。这是她们共处的第一夜，她们一共只拥有360个这样的夜晚。第二天早上，她们决定开始同居。

基蒂27岁。玛丽安24岁。基蒂当时在离曼哈顿以东20分钟路程的皇后区管着一个酒吧。两人在酒吧附近一个汽车旅馆里度过了快乐的两个星期，但在玛丽安看来，“那不是现实的生活方式。基蒂很高兴，但我很紧张。我觉得那儿不安全。正经人哪有住在汽车旅馆里的？”她们翻找出租公寓的广告，最终在邱园的奥斯汀大街租到一间只有一个卧室的小公寓，就在长岛火车站隔壁。

这是一栋二层的小公寓，纽约人叫作“廉租房”。一栋二层小楼里共有14个与基蒂和玛丽安的房间类似的套间。这种从刷白的外墙能够看到横梁、木瓦屋顶上戳出烟囱管的仿都铎风格的房子在这个街区非常典型。底楼沿街开店，二楼作为公寓住宅。高大的悬铃木遮蔽了人行道，司机在奥斯汀大街沿街抢占合适的停车位。车位总是不够。有两部车的商务精英会把外套和衬衫送去“好方法法式干洗店”，虽然店门口的招牌写着那里现在也开始提供自助洗衣，年轻的母亲们排着队使用闪闪发亮的白色投币式洗衣机和烘干机。隔壁的奥斯汀书店既卖诸如《奇幻核子战》《五月里的七天》之类的“冷战”恐怖小说，也卖詹姆斯·鲍德温的《下一次将是烈火》，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还有斯坦贝克的《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你甚至能在这里找到最新的查理·布朗漫画书《幸福是一只温暖的小狗》。瑞吉酒行隔壁的电器店里，十几岁的孩子们翻着唱片，寻找天台合唱团的《走进来》或者海滩男孩的《冲浪美国》。弗兰肯药店在街角上，你能在那里买到薄荷脑药膏、防晒霜、泻盐、几分钱的便宜雪糕，还有漫威漫画书——那个星期恰巧发行了《超凡蜘蛛侠》系列的第一本（封面上写着定价12美分，它在2014年价值40000美元）。

房子的东南角、药店对面就是百利酒吧，它一般都会开到凌晨4点。街坊们不怎么喜欢百利酒吧，音乐声和深更半夜的争吵声有时会一直穿透两道大门，吵醒楼里的住户和街对面整个邱园最高建筑莫布雷公寓里的居民。百利酒吧周围发生的争执大抵是夫妻口角。其中绝大多数停留在比赛谁的喉咙响这个级别，但偶尔也有几次会动上手。街坊们早学会了视而不见。在他们看来，即使你觉得一个男人打女人是不对的，但你试试拉架吧，准保两个人齐心协力冲着你来，倒把你追得满街跑。

除了百利酒吧之外，邱园是个安宁的地方。这个街区已经好多年没有发生过凶杀案了。屋主们几乎不怎么锁门。天黑以后父母们也放心让女儿独自出门去卖女童子军饼干。根据当时巡警的记录，“这是治安比较好的街区之一，犯罪比较少。一般也就是些男孩子淘气或者垃圾桶被打翻了之类的投诉”。

托尼·科拉多在奥斯汀大街上开着一家家具店。1963年3月，一个活泼的棕发女子叩响了他的店门。科拉多回忆道：“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基蒂。”她请他给一张二手沙发床翻新套子。活儿做完了之后，科拉多和他的儿子比利帮基蒂把沙发床搬上了二楼。

“对对，就从这儿进。”她一边说，一边带着他们从都铎公寓后面朝着铁路那边的门走。基蒂并不是从科拉多店里买的沙发床，翻新的活儿只需要几块钱。但科拉多很乐意能帮上基蒂的忙，他的儿子比利·科拉多回忆道：“基蒂就是能给人这样的影响力。她非常客气，见谁都微笑。”人们即使是为了看见她的笑颜也会乐意帮助她的。当时还只有十几岁的比利长大了想要当牧师。他帮着基蒂把沙发床拖上了二楼，努力不去注意这是个漂亮姑娘。他估摸着附近的男孩子们一定会追在这个新来的姑娘后面。

在托尼看来，基蒂和她的金发室友给整个街区带来了几分活力。他回忆道：“我以为她们是空姐。我当时就说，‘你看吧，这里以后可有得热闹了。’”邱园恰好地处纽约的拉瓜迪亚和艾德怀尔德两大机场之间，这里住着好几个空姐，甚至还有几个飞行员。但科拉多还是告诉基蒂附近这一带“挺无聊的”，因为“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什么大事儿”。

基蒂和玛丽安开始布置公寓了。基蒂喜欢温馨的环境，玛丽安的品位要更加不羁一些。最终她们的公寓取了个折中点：有简单的厨具、小地毯和花架，足够让基蒂感受到家的味道，也有几分玛丽安喜欢的摩登色彩。五边形的起居室，形状就像半个停车标志，里面放了沙发床，一张咖啡桌，摆满了唱片和书的书架，一台立体声唱片机，一台摆在窗台上的收音机，窗边光线最好的地方还有一个画架。玛丽安正在跟着邱园的一个艺术家学习作画。她把自己的一幅油画——画了一个裸体女人——挂在起居室的墙壁上。

两人都没什么兴趣养花，所以花架上也堆着唱片和书。玛丽安喜欢小说和诗歌，从哈特·克兰、詹姆斯·艾吉、T. S.艾略特到她成长岁月中的那些讲女同性恋的通俗小说；基蒂喜欢纪实文学，她读肯尼迪总统的《当仁不让》，也读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书中古怪地融合了女权主义和恐同心理。弗里丹提出女性同胞们即使不必脱下胸衣，也应该挣脱锁住自我的镣铐，但她笔下的“新女性”可以是医生、律师甚至总裁，却不应该是一位同性恋者。弗里丹将女同性恋描述为“紫色威胁”。

不管怎么说，基蒂读了弗里丹的书。她告诉玛丽安：“我喜欢真实的东西。”纪实文学就是真实，报纸上登的消息就是真实。

玛丽安认为，小说也有真实的一面。这其中的区别就好比绘画和照片，究竟哪个更加真实一些？玛丽安不知道，但她更喜欢绘画。她告诉基蒂自己想给她画肖像，但不确定自己是否准备好了——不确定自己的技术是不是到家。基蒂听了很欢喜，不仅仅因为玛丽安想给自己画画，她更愿意得知玛丽安想先更上一层楼再给自己的爱人画像。

她们讨论艺术、音乐、电影、占星术。玛丽安说：“我们都是巨蟹座。”基蒂在报纸上读到的星座运程上说这让她们很般配：“巨蟹和巨蟹，非常浪漫的结合……”

玛丽安说：“那就是在说我们了。”

“……感情炽热，欲望强烈。嫉妒心旺盛！”

玛丽安并不想吃醋，但她无法不注意到别人看基蒂时的眼神。托尼·科拉多简直迫不及待地帮她把沙发床搬上楼。基蒂的某个前女友在她们分手好几个月之后还经常过来，那个女孩说着“只想继续做朋友”，一边朝基蒂挤眉弄眼。相比玛丽安，基蒂更会挑逗，更会交际，而且还有几分卖弄风情，眼睛扑闪扑闪的，被她看着的人会巴不得请她喝一杯。玛丽安提醒她：“你这是存心勾引别人。”

基蒂说她不过是表现得友好些罢了。“不管怎么说，你没什么可担心的。和我一起回家的是你。”

玛丽安厌倦了往返于她们在皇后区的公寓和曼哈顿的西联电报大楼。她想有更多的时间和基蒂待在一起。她说：“我打算辞职了。”

“好吧，”基蒂说，“你还有什么能做的吗？”

玛丽安答道：“我很擅长和数字打交道。不过我更愿意画画。”

基蒂翻了个白眼，“真是好本事”。她四处打探了一下，最后帮玛丽安在距离她们公寓十分钟的克里斯俱乐部找了个酒保的活儿。基蒂拍胸脯保证自己的“朋友”是个调酒高手。

“我从来没试过站在吧台后面招待别人，也从来没调过一杯马天尼。”玛丽安回忆道，“但我对自己说，‘那又能难到哪儿去呢？’”

(1)　伊莎贝尔·科利纳·迪弗雷纳（Isabelle Collin Dufresne）的艺名。

(2)　葛罗莉亚·斯坦能（Gloria Steinem，1934—　），美国女权主义者、记者、社会政治活动家，因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领导了美国的女权运动而知名。

(3)　The Price of Salt。1990年，帕特里夏·海史密斯以本名重新发表了这部作品，并将之更名为《卡罗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