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公寓胡风(24《狱里狱外》 狱中沉思：我与胡风(一) 下 胡风案骨干贾植芳回忆)

我在崇实中学就读的两年半，也是我的世界观开始形成的时期。与我同寝室的熊庆永，是数学家熊庆来的弟弟，他思想激进，在学生中很活跃。那时在北京市立第一中学对面，有个小公寓，住着一个姓徐的山东青年，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我和熊庆永每周六下午都到他那里去聚会，出席的十多人，大多是附近几个中学，如市立一中、文治中学等校的学生。只有一位在这里见到的老魏，是山东人，年纪已大，他介绍大家读高尔基的《母亲》，和李浩吾的《新教育学大纲》、日本河上肇的《新经济学大纲》等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他没有职业，生活艰苦，无固定的住所，不久就离开了北京。听说他去了冀东，参加方振武军队的起义活动去了。我在那儿认识了不少人。但没多久，一次下午我独自去那儿，院门口站着个穿中山装的人，那时北平社会，一般都穿长衫大褂或者西服，穿中山装只有国民党的党棍，我因为个子小，进去时他没有注意我，我也没有注意他。进去后，看见那个姓徐的房间门关着，推也推不开，便绕着窗户前，扒开纸糊的窗一看，里面乱七八糟。正好一个常见的看门人走过来，他发现我，忙对我使眼色，接着悄悄地说：“徐先生出事了，你快走吧！”我心里一紧张，赶忙退身出来，好在那个穿中山装的人还没有发现我。因为这个公寓的住客，主要是穿大褂或学生装的青年学生。过了两天，小报上登出消息，说某机关破获了一个共党组织，案犯徐某在逃云。这时候我才发现熊庆永也有好几天不见了，到风头过去后，他才托人给我传话，说他在同仁医院避难。我回来后也有些害怕，处处提防着。一次下午放课后，回到宿舍里，发现东西都被翻动过了。不久又换了个寝室。这个寝室同住的是一位姓王的同学，是个山东籍的大个子，也是个活跃分子。他仍然带我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公祭李大钊的集会上，我还帮他散发过传单。那时我对文学创作的兴趣越来越浓，用“鲁索”的笔名继续向各大报刊投稿。一九三四年我在天津《大公报》上用“鲁索”的笔名发表了小说《像片》，应该说，这也算是一篇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小说。我并没有这种生活体验，记得当时读过鲁迅先生批评梁实秋的文章，梁说出身下层的人们，只要安分守己，努力往上爬，也可以出人头地，我为了批判这种理论，就写了这篇小说。这也可以说是一篇“主题先行”的创作。同时也在北平《京报》的文艺周刊《飞鸿》上发表了《米》这个连载了两期的短篇小说。题材是反对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揭露“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的伪善面目”，这是我身在教会学校的激进思想表现，也是从一种理念出发的思想认识。

我的这些活动渐渐为学校当局所不喜欢。一九三五年春，学校的实际校长美国教师莱仪亭牧师找我去谈话，他用熟练的中国话一板一眼地对我说：“贾植芳，你不喜欢我们，我们也不喜欢你，你现在可以走了。”那时我读高三课程，还有半年就可以拿毕业文凭，学校就选择这个时候赶我出去，而且也不给转学证明和成绩单，以至我离开崇实以后，也无法转入其他学校继续读完学业。后来我碰到一个山西老乡叫赵化龙，他是我初中时的同学。他的舅舅在阎锡山底下当军长，统治着内蒙古地区，当地老百姓称他为“赵老虎”。这赵化龙本人却很进步，他介绍我到他上学的北京艺文中学去插班读书。因为我们谈得来就搬在一起住了。这个学校是熊希龄出钱办的，我在那儿读了不到两个月，因为没有转学证明和成绩单，还是无法安心读下去。因为学校的教务员不时找我要学历证明。一天早上，我刚走进学校，碰见一个山东籍的姓鲁的语文老师在院子里散步，这位先生上课很严格，不许学生在课堂上看闲书，与我时常发生冲突。记得一次上作文课我早

早交卷后，就坐在课堂上看小说，被他看见，把我的书没收了，还申斥了我，我不服。下次上作文课，我交卷时发现他在全神贯注地看小说，就向他说：“鲁先生，《水浒》上有一句话叫‘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是什么意思?”他一听就恼火了，霍地站起来，训斥我说：“你是学生，就得遵守课堂规矩，上课时间看小说是犯规行为，我应该教育你，现在你却管起我来了，简直是造反！”为此，他很发了一通脾气。可是，这天我一进校门，正在院内散步的鲁先生一见到我连忙走过来，好心地悄悄告诉我说：“南京派来学校的军训教官很注意你，你要当心些！”说完，他连忙走开了。这使我很感动，望着他匆匆离开的、穿着蓝布长衫的背影，我觉得他突然高大了起来。这个教官是安徽人，是个彪形大汉，一双铜铃似的大眼睛，像一只狩犬似的四处嗅着。引起他的注意总不是好事，因为人们把这类人看成南京国民党政府派来的特务。于是，我就悄悄地离开了艺文中学，转入隔壁的一个市立北方中学继续上学。谁知那个军事教官兼着几个学校的军事课，他也兼管这家市立北方中学的军事课。我第一天上课就在大门入口处的操场上碰到这个人，他瞪着眼睛瞧我好半天，然后大声说：“我早就看出你不像个学生，一天到晚在几个学校里窜来窜去的活动。”可见那位鲁先生所说不误。这以后，那个教官经常“关照”着我，有时突然冲进教室就搜翻我的书包。不过我一次也没有被他抓到什么。

一九三五年底，北平的形势日益紧张，进步的学生运动彼起此伏。从我上面的经历也可以看到，几乎各个学校(包括中学、大学)，都有进步思潮的传播和学生运动的酝酿，很快这星星点点的火种，便汇集成一股无法制止的燎原之火，终于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那天，正是国民党政权和日方妥协的形势下，作为华北“特殊化”的另一个政权形式“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赵化龙也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那时我与他一起住在西单商场后面的建新公寓里，他从燕京大学开会回来，捧来一大捆传单，要我负责分发给北平西城区的各个中学代表。“一二·九”那天，学生在上课，游行队伍经过学校，我便带头呼喊口号，同学们一下子冲出了学校大门，汇入了浩浩荡荡的学生游行队伍，直到东长安街的“冀察政务委员会”门口，才与严阵以待的警察发生了冲突。“一二·九”以后，为逃避警察的追踪，我与赵化龙搬了家，从西单商场后门口的建新公寓搬到沙滩北京大学(红楼)对面的梅园公寓。那个市立学校是不能再回去了。好在住处离北京图书馆不太远，我每天就到图书馆去看书，早出晚归。不觉春节来临。北平有一家麻袋店，老板姓李，是老乡。我伯父在店里有一万元的股，也算是股东。我们兄弟俩在北平上学，伯父托老板照料我们，我们兄弟上学的一切费用，都托这家铺子经管。到了春节，老板就叫我们去过春节，但我向来懒得与商人应酬，就找个借口推托了。可谁知北京人很重视过春节，到了大年初一，店铺都关上门过节了，街上找不到吃饭的地方，我一天就吃了两个小面包，还是公寓的老茶房弄来的，到晚上饿得昏昏沉沉回到住室，用冷水冲了一下头，倒下便睡了。可是不一会儿，一阵粗鲁的打门声把我惊醒过来，我从床上坐起身时，门内已冲进来几个武装警察和穿着黑棉袍、戴着黑呢帽的便衣探子。赵化龙这时已先被捕了，被警察押在一边站着。我们两人住的房间紧靠着，只隔着一个板壁。警察先是搜索房间，把书籍、传单、文稿都搜出来，然后就把我们押出房门，这时走廊上、楼梯上都布满了武装警察。赵化龙一旁看我只穿着一件蓝布大褂，就说：“外面很冷，我有个皮袍，你先穿上吧。”这样，二十岁的我穿着别人的狐皮蓝缎子皮袍，被押上停在公寓门口的黑色小汽车，一路风驰电掣地进了北平市公安局的看守所。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第一次被捕入狱，也是生平第一次坐小汽车——警察局的小汽车。

过了几天，小报上登出了梅园公寓学生被抓的消息。麻袋店老板因为我没去过年，猜我可能出事了，这时看了报，得到证实，赶快打电话告诉贾芝。我哥老实，从未经历过这类风波，听老板一说，本来是站着听电话的，就这么腿一软，咕咚坐到了地上。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政治犯可以就地被处决。贾芝很害怕，他知道我贪吃贪喝，就向李老板柜上支用了二十元钱，买了许多鸡蛋糕、点心、饼干和水果，送到公 安局来，想让我在临死前吃饱、吃好。因为他买的这些食物，从当时学生生活眼光看来，都算“高级食品”。可是公 安局矢口否认抓过贾植芳这个人，贾芝碰了个钉子，只好抱着一大包食品回去了。后来还是那个麻袋店老板熟悉门路，一边通知我伯父出钱保人，一边几经辗转终于与我联系上了，给我送进来十块钱和一件呢大衣。我出狱后，就由伯父安排，仓皇逃到了日本。